五座万亿之城去年人口增长逾十万，“增量冠军”重回一线城市

在“新一线城市”群体盘桓数年以后，中国大陆27座GDP万亿城市中的“人口增量冠军”又回到一线城市。

5月22日，深圳发布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当年末全市常住人口1785.95万人，比上年末增长19.94万人。至此，所有万亿城市去年的统计公报出齐，中心城市作为承载经济、人口等发展要素主要空间形式的作用凸显，去年23座万亿城市的常住人口增长，一线城市深圳、广州（15.1万人）分居增量第一、第二，合肥（14.9万）、长沙（10.34万）、杭州（10.2万）的增量也超过十万人。

GDP超万亿、常住人口过千万的“双万城市”，去年因合肥的加入而增至16个，包括上海、北京、深圳、重庆、广州、苏州、成都、杭州、武汉、天津、青岛、长沙、郑州、西安、东莞等。其中，处于长三角城市群的4个，珠三角城市群有3个，京津冀、成渝、长江中游城市群各2个，山东半岛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各1个。

在全国人口总量持续减少的背景下，中心城市作为承载经济、人口等发展要素主要空间形式的作用凸显。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以2020年11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点）以后的2021~2023年，“新一线城市”武汉、长沙、合肥分别拿下城市年度人口增量第一。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新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明文彪在接受潮新闻采访时表示，城市的人口规模、增速离不开空间承载力和产业承载力，改革开放后沿海城市率先竞逐资源要素，承载力大幅提升，人口增长最快。随着产业集聚，产业链开始围绕核心城市周边布局，这直接影响到人口发展趋势，本来已有相当基础，又抢抓风口发展新兴产业的新一线城市成为人口增长之星，西部经济中心成都、中部经济中心武汉、“数字经济第一城”杭州成为市区人口逾千万的超大城市，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

2017年、2018年，深圳曾连续站上城市人口增量榜首位，时隔五年，凭借活跃的经济和年轻态的人口结构，机械增长（外地人口净流入）、自然增长（出生人口大于死亡人口）共同出力，鹏城再次登顶。

深圳的经济总量稳居全国第三，2024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68万亿元，5.8%的增速在全国城市前十强中列第二。目前，当地的经济发展已进入提质阶段，高附加值产业对人才的需求推动外来高素质人口流入，加速了技术扩散、产业升级。

据“七普”结果，深圳常住人口中0~14岁的占15.11%，15~59岁的占79.53%，60岁及以上人口仅占5.36%，劳动年龄段人口占比近八成，市民平均年龄32.5岁。

人口的平均年龄与自然增长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动态关联，年轻人口占比大，一定时期内生育率通常能维持在较高水平。目前，含常住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数据的《2024年深圳市社会性别统计报告》尚未发布，此前两年的报告显示，2023年深圳常住人口出生率8.46‰、死亡率1.16‰，即自然增长率7.30‰（同期全国-1.48‰）；2022年常住人口出生率9.23‰、死亡率1.18‰，自然增长率8.05‰（同期全国-0.60‰）。

以常住人口持续的强增长而论，万亿城市中以长沙、杭州为著，到去年，保持每年10万人以上的人口增量已超过和达到10年。从南北划分看，去年北方的“人口增量第一城”也发生易位，西安以8.94万人超过郑州的7.8万人，夺回“北方第一”。

在全国的出生率已数年低于1%、最近三年人口总量持续减少的背景下，万亿城市的人口增量更多地依靠机械增长。与此同时，各地着眼长期，正努力通过给予经济补贴和福利待遇，平衡职场压力与家庭生活，优化公共服务、提升普及水平等，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百万英才汇南粤”N城联动春季招聘活动（上海站）上，深圳数百所中小学、医疗机构诚意引才。

深圳近年来打造“民生幸福标杆〞，在教育、医疗、托育、就业等方面持续发力。其中，基础教育学位累计新增82.4万个，数量为全国城市之最，2024~2035年规划改扩建幼儿园、中小学校160所，新增基础教育学位18万个；三甲医院数量已由2015年的10家倍增至33家‌。4月中旬，以深圳为主力的广东“百万英才汇南粤”N城联动春季招聘活动（上海站）设置教育医疗专区，借重上海、长三角的高校资源、医疗储备人才，为当地的“民生提质”加力。

今年3月，浙江省出台有关实施方案，将根据国家部署建立实施生育补贴制度，为符合条件的生育家庭发放生育补贴；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发放结婚消费券、托育券，开展普惠托育基本公共服务。

2018年以来，万亿城市宁波已多次放宽落户政策，在浙江率先试行居住证转户籍制度，去年末全市常住人口977.7万人，增加8.0万人，但人口自然增长率已连续两年为负数。据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报道，4月下旬，宁波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市政府关于建立健全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有委员提出，当前一些问题需要高度关注，有的地方对生育问题的严峻性认识不够，认为“生不如抢”，把很多精力用来吸引外来人口，目前宁波外来务工群体中适龄女性的比例下降，削弱了产业工人扎根的意愿。同时，性别责任分担机制亟待重构，可以借鉴国际经验，推行“父母同权”，实施男女均等的养育假政策，强制规定父亲参与育儿假期，破除女性“生育就要牺牲职业”的制度性障碍。